而在唐代，市场都是有一定的营业时间，城门、坊门入夜关闭，有比较严格的限制，京师则完全突破这限制，规定三鼓前不得禁止行人，神宗朝还规定旧城各门在三更一点闭，到五更一点开。目前京师有名的就有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等，营业直到三更。京师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400多家资本比较多的大中型工商业者，另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

　然而商业发达，朝廷的商税进项就多。目前朝廷实施的城市商税主要分两种：一是商品营业税“住税”，税率千分之二十，二是商品流通税，税率千分之二十。对草市、集镇等次一等的商业场所，允许商人承包税款，称为“买扑”。商税已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支柱，太宗时期，一年商税总额为400万贯，仁宗朝时就达到2200万贯，随后一直保持在1000万贯上下。按“过税”和“住税”的平均税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1000万贯商税所支撑的是4亿贸易额，全国居民大概为2000万户，那么平均每户有20贯的交易额，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同时也反映出我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

　对外贸易也非常活跃。除了与辽、夏等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外，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的海上对外贸易。唐代沿海通商口岸只有登州和广州两处，海船航程的最远地点是波斯湾一带。而我朝沿海的通商口岸陆续增加到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通惠镇)和上海、温州、江阴等十几处。

　朝延在有关通商口岸设置了外贸专管机关“市舶司”。而我朝海船的航程也更长，最远到达红海口的亚丁湾甚至东非。跟我朝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其中我国海船直楼到达的有20多个。海上外贸取代了以“丝绸之路”为主的陆上外贸的地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对货币的需求激增。朝廷为适应这个需求，逐年增加金属货币的铸造，神宗元丰年间，每年铸铜钱506万贯，铸铁钱88万余贯，比唐玄宗时的铸钱额(每年32万贯)增加了几十万贯，但仍然供不应求，不断出现钱荒现象。

　蔡鞗说到这里，蔡京便面露微笑，直接站出来打断道：启奏皇上，关于钱币之事及货币流通性，老臣接下来想具体跟皇上汇报下。其实蔡京此时打断儿子，也是在情理之中，一来对儿子蔡鞗的陈述已经十分满意，这么多的数字，儿子能够记住，也不辜负平时他的一番教导，另外恐怕再说下去，自己这个大宋的华尔街之狼，会被儿子抢了风头，毕竟对于钱币之事，蔡京是知根知底的，也是他亲手操刀的，由他来说不仅可以将其说透彻，也能让儿子留有余地，不会过分的显露自己，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毕竟枪打出头鸟，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又刚刚好，不愧为老谋深算也。

　对蔡鞗的陈述我是深感满意，毕竟商业非常的敏感，能将来龙去脉说的如此清楚，对数字的掌握又这么准确，他肯定是下了功夫的，便对殿内众人说道：蔡待制所言甚好，朕心甚慰，加赏为龙图阁学士。接下来那就请蔡太师直言。蔡鞗赶忙领封谢恩，众臣都对他投来羡慕的眼神，蔡京更是喜上门梢，便回复道：老臣遵旨，说起朝廷的货币，那就比较复杂和多样化了。首先按铸币材料分，铜钱和铁钱是正规的钱币，此外还有主要作为礼品和纪念品的金银钱。按面额分，一般有小品、折二、折三、折五和当十钱等，这几种钱有些是足值的，也有不少是贬值的虚价货币。按钱名和年号分，自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铸“太平通宝”钱开始，差不多每改一次年号就铸一种钱，而我朝更改年号又特别频繁，兼之钱名或称通宝或称元宝，因而钱名也极为繁复。按钱文书体分，则真、草、隶、篆皆备，一般来说，每种年号钱至少有两种书体，有时甚至有三种，称为“对钱”。

　在行政体制上大宋属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但货币流通却呈现出一种区域分割的态势，铜钱与铁钱的使用有着严格的地域限制，这也是朝廷货币制度复杂性的又一重要表现。早在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四川等地政权就已铸行铁钱，目的在于控制本地区的金、银、铜钱等财货，免致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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