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朝廷陆续平定各割据政权后，在境内大部分地区使用铜钱，只有四川地区由于铜价昂贵，朝廷无力增铸，继续使用铁钱，因此开朝前期的铁钱流通仅限于四川。其后，由于对西夏用兵，军费开支浩大，为了满足财政需要，朝廷先后在北方的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等地铸造小品铁钱及当十大铁钱，甚至还在南方江(今江西省九江市)、池(今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饶(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等州铸造铁钱，输往陕西以充军费，因而铁钱流通区域遂扩大到陕西、河东地区。至此，朝廷的货币流通格局基本固定，铜钱流通区包括开封府、京东西两路、河北路、淮南路、江南东西两路、两浙路、荆湖南北两路、福建路、广南东西两路等十三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

　太祖即位当年(960)就开始铸造“宋通元宝”，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开朝初期铸钱数量不大。其后朝廷不断在各地增设钱监，铜钱铸造量也呈上升趋势。到神宗时期，北朝廷的铜钱监已有十七处，熙宁十年(1077）的铜钱铸造额为三百七十三万贯，元丰三年(1080)增至五百零六万贯。哲宗即位后，裁撒了许多钱监，铜钱岁铸额有所下降，元佑六年(1091)岁铸铜钱二百七十五万贯。

　朝廷小品铜钱用料为每千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成钱重五斤，唯建州监增铜五两，减铅五两。到目前为止这个比例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因而小品钱成色足，质量优良。但至仁宗时期，西北地区铸币出现了严重问题。当时朝廷为了抵御西夏的进攻，在西北地区集结了大量军队，最多时有三十余万兵力。为解决军需供给，朝廷在西北的河东和陕西铸造流通了大铜钱和铁钱。大铜钱以一当十，而其实际重量只有小品钱的三倍，名实之间存在很大差距。铁钱又分大、小两种，一枚大铁钱相当于十枚小铜钱，官府铸造可获二十多倍的利润，小铁钱与小铜钱名义价格相等，铁贱铜贵，官府也有三倍之利。大铜钱、大小铁钱的名义价格与其实际价值严重不符，造成了西北地区货币的混乱局面。

　由于铸钱有厚利可图，所以民间盗铸十分严重，虽死刑不能禁绝。结果质量低劣的钱币流行，大量优良的小品钱却被排挤，退出了流通领域，导致通货膨胀，给军民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于是，朝廷府对西北的货币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嘉祐四年(1059)将大铜钱由以一当十降为以当二，这样，它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格就基本相符，折二钱也由此定型，并于熙宁以后通行全国，大铁钱也降为以一当二，小铁钱则改为以三当一。经过调整，西北地区的货币制度趋于合理，货币体系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这既有助于解决军需问题，也促进了西北商品经济的发展。

　随着朝廷采铜能力的提高，铜钱的铸造量有了较大的增加，至神宗元丰时达到顶峰，每年为五百多万贯，是盛唐时期的二十倍。铜钱外流的数目也远超过了唐代，流出的方向首先是北方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统治地区。这些政权本身开始铸钱的时间晚，且铸造数量少，因而商品流通过程中主要使用宋钱。针对这种情况，朝廷之初设立了所谓的“铜禁"。仁宗庆历元年(1041)规定，携带一贯以上铜钱出境，为首者就要处死。王安石变法期间，曾于熙宁七年(1074)一度解除了铜禁，北方沿边州军对铜钱出境只论贯收税。元祐更化后，恢复铜禁。尽管朝廷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是铜钱私入北方的情况还是一直存在的。

　其次是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铜钱还不断流向海外。大宋居民从海外进口香药宝货等物品，除用丝、绢、瓷器等偿付外，还要输出金、银、铜钱。主要是流向日本、越南和东南亚地区，甚至还有远至东非沿海国家的。虽然朝廷一再申严铜钱入海之禁，还是无法完全遏制铜钱的外流。

　铜铁钱面额低并且笨重，不便携带，加上铜铁钱分区流通，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各地物资交流。而隋唐时作为实物货币的绢帛本身不具备良好的材质，容易污损朽败，在我朝逐步退出了流通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贵金属白银的货币化倾向日益增强，使用数量较前代大为增用，使用范围也显著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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