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兵事的主要问题不仅在于其独特的募兵制度，还有其体制上的弊端，这点身为宦官和文官的他们此时也不敢言明，为了将军事的问题彻底谈透，我便听完枢密院童贯、蔡懋的奏报后也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太祖定都“四战之地”的开封，首都周围无险可守，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势必需要大量军队进行驻防。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太祖在吸取了唐代定都长安远离南方的经济重心，其通过河运物质到长安又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所以定都汴京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通过汴河河运链接在一起，这就极大的将大宋推向了新的经济发展高度。

　而经过长年累月的历史变迁，大宋目前的主要矛盾和威胁已经从原来的内部转变为周边外部少数民族的军事入侵和骚扰，而且随着大辽国被金国吞并，这种威胁和矛盾日益突出，原来我们还是可以遵守了上百年的檀渊之盟友好合约，一直保持边界的和平和稳定，现在随着金军的咄咄逼人及处处为难，这种和平相处的气氛已经被打破，随着金人的逼逼紧逼，从而导致西边的西夏也是对我朝蠢蠢欲动，既然外部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我们还是坚持一百多年前的防御军事政策是否有必要这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所在。

　特别是我朝利用文官制衡武将的弊端逐渐凸显出来，“重文抑武”不仅体现在朝堂之上文官压制武将，连在传统上武将势力范围内的军队系统中，文官也要压在武将之上。特别是在军队中加入了文官序列，并刻意拔高文官的地位，除在意识形态上制造重文轻武的局面，还在职阶的设置上以文官压制武将。一般的做法是由文官出任正职，武将出任副职。朝廷在宋辽、宋夏交战中，常常委派不能领兵打仗的文官出任正职，真正能够领兵打仗的武将出任副职，这样熟悉军事技能的武将必须听命于不懂军事的文官，这就是典型的外行指挥内行，这样的军事指挥制度且有不败之理乎？

　更甚的是武将与士兵之间的制衡，为了割断武将与士兵之间的联系，军队中推行“更戍法”，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兵”，达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目的。“更戍法”表面上宣称是为了让士兵更多地了解各地情况，锻炼士兵，实际上是害怕武将与士兵在一起时间太久，两者关系密切。事实上，“更戍法”除了应对早期的威胁外，当今国内安定，百姓对大宋认同度已经深入骨髓，到目前来看已经是一种十分不可取的战术。况且每次更戍都要消耗大量政府的财力，同时“将”与“兵”由于相处时间太短，彼此之间不熟悉，发生战争之际，两者配合不默契，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接着便是士兵与民众之间的隔离，把“失职犷悍之人”收编入军队，且终生供养，这就刻意把“兵”与“民”分割开来。真正的军民应该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而不是将其二者彻底的分割开来，也就是要彻底打破已经完全不符合此时的募兵制。因为募兵制招募对象多为灾荒饥民，并实行灾年招募饥民为兵的养兵制度。还鼓励营伍子弟接替父兄当兵，或以罪犯充军，兵源缺乏时，也抓民为军，一经应募，终身为伍。现在全国诸路募兵由长吏或都监施行，以“兵样”或“木挺”为标准，选壮健者充禁军，其短弱者充厢军。新兵入伍，即在脸部或手臂刺字，以标明军号，故招募又称“招刺”。其家属可随住军营。宋军实行拣选制度，每年春秋按上、中、下三等标准进行训练考核。壮健有武技者，可由厢军升禁军;武技出众者，优给赏物，可补阙阶官;武技不及下等者，马军降为步军，又不及降为厢军;老弱者或降低级别，或削除军籍，或降充“剩员”和供军中杂役。禁军、厢军以及土军，一般六十岁退役，其衣粮供给减半。阵亡军士家眷有抚恤，伤残也有安置的规定。虽然非常的人性化，但是朝廷花费巨资却养了一群流民和兵油子，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另外严重限制了高素质人才和拥有专业军事技术人才加入军队。

　最后是军队之间的制衡。朝廷目前禁军驻扎地一般分为京城和外地。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正规军，禁军负担着保卫京城、戍守边疆、保护地方州郡之职，同时还有镇压民变和农民起义以及对周边民族政权的防御、征讨等任务。为了既能够完成各项“任务”，又不威胁到国家政权，朝廷在禁军驻扎分布上也不符合目前的发展趋势，按目前的京师禁军驻扎军队来说，其在京师以及周边超过几十万大军驻扎，严重消耗了粮草物质不说，更将远离了急需防御的边关，这就完全背离了现在的军事防御态势，京师有再多的军事也不能抵当边关失守后敌人骑兵的长驱直入，精锐的禁军除了部分防卫京师的安全外，他们应该到最需要的边关去戍守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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