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机有些动容，阎立本说的很直白。
在门阀遍地的大唐想要立足的确不容易，鼎盛的家族都是通过互相联姻来实现同气连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不牵扯到谋逆大罪，一时坠入了凡尘，起起伏伏总有东山再起之日。
茁壮的大唐是一棵参天大树，门阀世家是那些粗壮的枝干，汲取着养分的同时也使得树枝繁叶茂。
而阎家毫无疑问是佼佼者之一，政治智慧十分突出，历经五朝都能安然无恙，也就阎毗遭了些难。
新生的枝丫需要不断抢夺阳光和雨露以及养分，日积月累方能占得一席之地。
辩机正是新生的枝丫，路还很长。站得越高，摔下去的时候也死的越惨。
阎立本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话，但意思已经无需多言，几人都听得懂。这是在认辩机为政治盟友。相对于高高在上的五姓七望，阎家挺客气。
世家大族自恃清高，多有傲慢，尤以五姓七望为甚，甚至有些人看不起同为七望的大唐李氏皇族，认为李氏皇族有鲜卑血统，出身于夷狄之地，文化传统与家法门风有些粗鄙俗气，不愿与李氏结亲。
五姓七家坚持门当户对，内部通婚，极少与外姓联姻。
唐文宗曾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太子，但郑覃悍然拒绝，称已想好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氏子弟。
大唐建立后，皇族自称出自五姓七望的陇西李氏。李世民非常看不惯那些傲慢的世家大族，曾言：“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贞观一朝，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房玄龄、魏徵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这让李世民既恼怒又疑惑，也担忧，他说：“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
士族势力的强大，长此以往对皇权是很不利的。高瞻远瞩的李世民决不能容忍士族将来凌驾于皇族之上。这天下要自内向外都姓李。
于是，李世民命时任吏部尚书的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修纂《氏族志》，尝试从舆论上、制度上分化这些门阀观念深厚的门阀，打破以往纯以郡姓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出身的望族，尤其是山东四姓。
但贞观十二年修成的初稿中，负责编修的几位重臣无视李世民的意思，将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望族。如崔仁师、崔敦礼都是博陵崔氏的显赫人物。可见世家大族门第观念有多深入人心。
这一举动把李世民气得不轻，无论怎么排，出自陇西李氏的李姓皇族才应是天下第一望族。
于是，李世民将自己一直敬仰有加的高士廉骂了一顿，命重修，并作出重要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这句话大意是不准算以前有多么高贵，只能从当前为官封爵的高低作为依据。
在李世民的要求下，高士廉牵头新修订的《氏族志》基本贯彻了李世民的指示。新《氏族志》以李氏皇族为诸姓第一，皇亲国戚的外戚次之，以博陵崔氏为代表的望族被降为第三等。
《氏族志》使得通过科举得以鱼跃龙门的一些庶族得以拥有官方背书，地位得到提升，而一些过去底蕴深厚，没怎么做高官的门阀世家受到了有效削弱与打击。
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遗祸无穷，自隋开创的科举制算是打开了普通人跃升的通道，虽然隋唐的科举所录之人多出自门阀世家，但多多少少能挤上来一些庶族，为大唐的繁华贡献了不少力量。
感受到阎立本的辩机认真想了想后，郑重点了点头，起身行礼道：“我定当尽心竭力为陛下解忧，也还阎尚书一个朗朗乾坤。”
“既如此。”阎立本也起身还礼，不停点头，嘴里说道：“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