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段小麦的发展史，能看到外来的农作物在中国生根发展需要漫长的时间。
再回头看十六世纪传入大明的美洲高产作物“三兄弟”，它们在明朝的境遇各有不同。总结一下，三者之中以番薯种植最多，玉米次之，土豆最末。
即便是种的最多的番薯，也限于闽粤之地。万历末年的《泉州府志》记载“贫者赖以充饥”。至于其他地区，如江苏有徐光启在万历晚年引种，但效果并不好。
其余地方或有零星记录，都是当做新奇食物瞧个热闹。北方就更少了，因为当时没能解决番薯种植的越冬问题。
番薯有大优点，耐旱、耐涝、抗病虫害，但是它喜温怕冷。当小冰期来临，北方想种植番薯需着重解决此困难。
这个问题难解决吗？
我相信中华民族的种田本事，事实证明如此。
乾隆十一年前后，山东德州的农民解决了番薯越冬难题，让北方得以大面积种植番薯。
这时距离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之死，过去了一百零二年，尚未跳出小冰河期的冷期气候，也没有出现跨时代的科学技术飞跃。
换言之，假如明朝早些重视番薯，百分之九十九是能解决越冬问题。当天灾来临时，多了一份保命的口粮。
遗憾是番薯、玉米、土豆，三者在明朝传入中国，可它们被大面积推广种植都要等清朝年间。
外来农作物的本地化推广，固然客观上受到自然条件与技术水平的束缚，但先要问一问主观上足够努力去克服困难了吗？
明朝没做到。
番薯在闽粤种植后，不是没人看到它的高产优点。
万历年间，何乔远写的《闽书》，卷一百五十赞美“番薯”。
说它“不需天泽，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争肥壤，能守让者也；无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气者也”等等。
他也曾参政，首创了宗室入仕之法，试解决明朝后期严重的宗室问题。
明后期宗室数量庞大。其中或是兼并土地肥得流油，或因无法科举做官又不得经商的祖训而凄惨度日。
何乔远敢于触碰这种痼疾，他的下场却是得罪肃王之子，只因奏牍不恭之罪就被贬去了广西。
万历年间已经进入明朝灾荒期，对于一位在朝廷有名有姓官员写的高产作物文章，当时又引起了多少重视？
答案是没多少。
无独有偶，错失的机会不只一次。
引进番薯的途径之一，是福建商人陈振龙与陈经纶父子从吕宋得到番薯藤带回大明。上书福建巡司金学曾，请其在省内推广试种。
陈经纶在种植甘薯时，又发现了一种灭蝗虫的方法。
他发现鹭鸟会吃蝗虫，但不易人工饲养，就用家养的鸭子来代替，这就有了养鸭除蝗。写成了《治蝗笔记》，详细记录甘薯田养鸭治虫。
明廷有重视过吗？鸭子治理蝗灾需要慢功夫。崇祯年间蝗灾肆意，倘若提前布局又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