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资本，一方面由于其高昂的利息，对小生产者必然会有冲击和破坏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许多小农、小手工业者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借贷来实现其再生产的。哲宗时期，浙西一带春夏之际，几乎家家“举债出息以事田作”。还有比如京师的花灯生产者也是靠借贷来购买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因此，高利贷资本对社会再生产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的来说，金融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信用业、金融业的创新式发展无疑是历代以来的巨大进步，这反映了我朝商品货币经济的高度繁荣，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以纸币为例，纸币的出现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使人们的经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然而，纸币的发行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朝廷滥发纸币，致使纸币大幅贬值，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内部经济秩序濒临崩溃，社会矛盾进步激化。以上为老臣个人总结，还望皇上指正！说完便低头俯身拱手行礼！

　对于大宋这家超级公司来说，如何搞钱是第一要务，历代董事长都是以搞钱为最高职业目标及公司愿景。所以也就培养和孕育出了像王安石、苏辙、蔡京等这些敛财能手的总经理，变法派领袖王安石说：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也就是说搞企业就是要搞钱，这是道义也是名正言顺的事情。旧党中人苏辙也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苏辙则说的更加直接，钱财乃国家之命运所系，朝廷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钱，公司的生存和破产，朝廷推行的任何政策都离不开钱财的支持，所以搞政务第一要决就是如何搞钱。

　想到这里我便对殿内众位大臣说道：朝廷就是一家企业，如何搞钱才是第一要务，没有钱我们那拿什么去强军，拿什么去做社会福利，拿什么去吃饭？所以，蔡太师刚才所言的高利贷、税收、飞钱业务等都是搞钱的手段，无可厚非。朝廷就要像一个贪婪的大商人，要积极介人市场，与商贾分利。

　瞬间殿内众多大臣石化住了，今日皇上这是怎么了？中邪了还是发烧了，竟然在内朝众多大臣的会议上，说的如此露骨和市井，跟之前的彬彬有礼根本就是判若二人。一时间大家都彼此面面相觑，就连蔡京也是一头雾水，这皇上的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呢？对于王棣三人来说，一直高高在上的皇上竟然如此？跟之前想象中的高贵形象完全不一样。就在众多大臣懵逼之时，执政兼尚书左丞张邦昌此时站了出来说道：启禀皇上，这，大宋乃大国也，有无穷不竭之货，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宁使无用而积为朽壤，何哉！

　我用鄙视的眼神看了看张邦昌回复道：张爱卿，朕问你几个问题？此言一出，连一向见怪不怪的张邦昌也蒙圈了，便连连行礼说道：请皇上尽管发问。我便接着问道：要是朕停发张爱卿一年月奉，贵府还能天天锦衣玉食吗？要是朕让张爱卿每天蜗居于九平方的廉租房，张爱卿作何感想？要是每天让张爱卿步行来上班，张爱卿可愿意？张邦昌瞬间身躯发抖，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皇上的话就是圣旨，吓的张邦昌连忙跪地磕头不止，口中还不忘念念到：请皇上怒罪，请皇上怒罪。

　为了把众位大臣的观念改变过来，进一步提升重商的力度，便只好拿张邦昌开刀了，便怒视着张邦昌道：张爱卿也知道，要是没有钱，一位朝廷重臣的吃、住、行都根本没有办法克服，那朕请问，京师的百姓又如何度日，乡下的贫苦农民又该如何度日，朝廷要是不能给百姓好的生活条件，好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那我们这些人就是历史的罪人，正所谓无奸不商，钱财乃是安身立命之物，与其放在重利自私的商贩手中，为何不能让朝廷来掌控这些钱，从而进一步改善民生，发展军事，强国保平安？张爱卿格局如此之小，轻视商贾之利，置国家和人民于不顾，为了惩罚其过失，特令张爱卿步行一个月来当班，而且不能迟到更早退，要是中途又车马接送，直接流放三千里。

　顿时殿内一片鸦雀无声，原先大家都感觉震撼，现在简直是逆天的惊讶，这种对大臣的惩罚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让一个大臣不行来上班，这不是要了老命吗，这皇上今天是咋了，统统不按朝廷的套路出牌。但是对于刚才的惩罚，也是心有余悸，士可杀不可辱啊，这样简直比死还难受，这种惩罚真的是杀人还诛心呢。众人便都面面相觑，二眼微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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