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和稀泥的态度，针对王黼、蔡京二人还特意褒奖了一番，其实我的用意也非常简单，目前还没有到清算他们的时候，其一朝廷的很多政策还要依靠他们去落实和执行，其二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明朗化，这样就有助于我在中间相互平衡制约他们，其三也是受到祖制的制约和影响及当时当着老爷子的面给他们的承诺，其四便是在我羽翼未丰满之际，动他们则得不偿失。其五也是考虑到其他人的观望态度，到底该如何对待这些老爷子的老臣，虽然之前我也有过表态，但是毕竟他们心中还有顾虑，现在这二人相互揭发老底，我则坚持对于他们的过错既往不咎，也就等于给他们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以后商议事情他们也敢于直言，不会有何顾虑。

　见我表了态，众人心里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至少自己都可以平安落地了，便纷纷行礼道：皇上圣明。执政宇文粹中此时站出来道：启禀皇上，关于京师运河及转运法，下官有话要说。我微微看向了他，只见宇文粹中神情坚定，我朝他点了点头。

　宇文粹中见我肯定便接着说道：运河自唐代末年溃决为污泽后，便淤塞而不适合航运。一向靠运河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而发展的大唐帝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崩溃的。大唐帝国崩溃以后，朱温、石敬塘，刘智远等虽然先后相继建国，可是运河既因淤塞而不能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他们所建立的朝廷自要跟着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分离而势衰力微，从而规模也远不如过去的大唐帝国那样强大。

　这种情形，到了五代末后周世宗时(代954-959年)，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世祖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差不多削平了当日的重要藩镇的大部分，从而奠定了我朝大统的帝国的基础。不仅如此，因为他荡平淮南，在军事上完成了从前朱温所不能完成的事业，过去被切为两段而分隶于两个政治组织之下的运河，遂又重新打通而可以直达长江。鉴于此周世宗便派人大规模地整治运河的水道，使它恢复运输效能，重新把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联系起来，以便在当日成长中的帝国又再复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

　自我朝太祖开朝以后，

　太祖鉴于唐末五代藩镇跋扈之祸，实行中央集权政策。太祖即位不久，即以杯酒释兵权，不使军人过问政事，而以文臣充任地方行政长官。因为要使这个政策继续有效，朝廷遂集重兵于中央，造成强干弱枝之势，以便随时都能够镇压各地的叛乱。而军队须用粮食来维持，中央既然在京师集中了重兵，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急剧增加起来。为着要供应巨额的粮食，朝廷不得不选择便于漕运江淮米粮而又能照顾北方和西北方边防的地方来建都。当时最适合这个条件的地方，就是是位于运河北段的汴州。汴州自运河开凿后，即已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

　中唐以后，因为汴州控制着运河的交通，地位日益重要，朝廷在那里配备了十万名的军队。到了唐代末年，以汴州为根据地的朱温遂篡夺了帝位，而以汴州为首都。其后后唐虽然建都于洛阳，但不久以后，石晋鉴于汴州经济地位的重要，又以汴州为首都，名日东京，后汉、后周亦复如此。因为汴州有这样重要的历史背景，创造大统一帝国的我朝太祖，虽然不满意于汴州地势的平坦，而以形势比较险要的洛阳或长安为他的理想的首都，可是为着满足朝廷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也只好迁就事实，以江淮物资容易到达的汴州为首都，而名日汴京或东京。由此可知，大宋帝国之所以以汴京为首都，运河实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可知，汴京所以能作大宋大一统帝国的首都，运河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汴京与运河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故淳化二年(991年)六月运河溃决的时候，连太宗皇帝本人也亲自下河来督工修理。本来，鉴于汴京的无险可守，太祖曾拟把首都迁往形势险要的洛阳，或甚至长安，可是，事实上因为汴京比较便于漕运，他这个计划只好完全打消。其后，洛阳父老又请真宗迁都于洛，真宗也因该地不便漕运而加以拒绝。

　朝廷对于江淮物资的北运，也像唐代裴耀卿和刘晏改革漕运时那样，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即转运法。当时首都与经济重心的江淮的距离，远较唐代为近，但因集中的军队较多，对于粮食的需要却特别的大。在另一方面，运河的水主要来自黄河，因受冬日黄河水干的影响，每年自三四月起只有半年左右可以通航，到了十月即因水浅而不能航运。运河每年既然只有二分一左右的时间可供船只航行之用，朝廷对于江准巨额米粮的北运，便只好尽量利用这半年可航的时间。此外，运河河水的深度又没有长江那样深，不能像长江那样航行大船。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要想运河充分发挥运输的效能，转般法实是最合适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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