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越找到市公安局，接待他的警察含糊其词，让回家等消息。他当时就猜到了些什么，但还是存着一丝侥幸，没承想这么快就已经沦为阶下囚。

    刘超的神色有些复杂，几欲张口，最终却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倒是刘越，在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说：“爸妈把罚款都预备好了，只等着接到通知过来领人。我的事儿……不用告诉他们。”

    语气很是平静，就象在说晚上要出车，不回家吃饭了一样。

    刘越在审讯中的表现很让人感到意外，一反之前的抗拒，可谓是对所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就连坐在监控室，本着观摩学习态度的端末都觉得嫌疑人有些过于积极主动了。

    与其说是审讯，倒不如说象是一场陈述。

    事情的根源要追溯到刘家扭曲的教育模式。

    刘超和刘越虽然是双胞胎，兄弟俩的生日却不在同一天。刘超生于夜里十一点多，刘越却一直折腾到第二天凌晨将近一点才生下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医学尚不发达，刘老太太差一点儿没死在产房里。

    相对刘越来说，哥哥刘超的身子要弱一些，再加上刘老太太对二儿子的那一丝怨念，致使刘家二老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偏疼老大。

    这种不平等的待遇，让刘越的心理从小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刘家生活并不富裕，但却有一套面积不小的老房子，动迁的时候本来可以要两套两居室，老两口却坚持要了一套三居，一套一居。小的给了刘越，大的他们和刘超一起住。

    虽没明说，但谁都清楚，家里的房产最终会如何分配。

    可以说，刘家二老对刘超的溺爱从小持续到至今。就连离了两次婚，人到中年还常到外面厮混，也得到了父母的谅解。

    对此，刘越表面上没说过什么，但心里却是一直都别扭着。尤其是老两口出资给刘超开了个小超市，而他想买自己的出租车，家里一分钱不帮，最后还是跟小舅子借了钱，才在出租汽车公司承包了一辆，每月还要上交公司一笔数额不小的份子钱。

    有一天他在街上拉活儿，正巧遇到刘超带着个女人打车，同胞兄弟衣着光鲜得体，搂着个穿金戴银的女人。本来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的他，顿时心生怨怼。

    对话中，他得知女人是靠陪人跳舞赚钱。当然，除了跳舞，别的营生也做。他当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开始琢磨着如何下手。

    说来也巧，没过几天，刘超的手机丢了，刘越很大方地给了他一部。说自己有专门接活儿的手机，这个用不上，干脆卡也不用补了，直接用他的就行。

    刘超平时手机用得不多，也就欣然接受了。他不知道的是，刘越给他的手机开了定位，用另一部手机可以随时知道他所在的位置。

    接下来，刘越试着用定位系统跟踪了刘超几次，并实施了第一次犯罪。

    他们兄弟长得一模一样，外人根本分辨不清，女人以为他是刘超，直接将人让进屋里。三言两语之后，刘越便趁女人不备将其掐死，用厨房里的菜刀肢解了，卷走财物，将尸体和菜刀都扔到了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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